然后，笔者将根据司法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演变情况，结合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宏观目标，来确定推动司法行政体制改革的若干基本原则。
另外，根据宪法序言、第5条、第62条、第67条等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权虽然包含了法律的违宪判断权，但宪法或立法法关于违宪无效处理方式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公民在合宪性审查中的作用问题，有学者从立法法第99条的规定出发，认为如果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的违宪属于权限方面的问题，相关的国家机关完全可以提起审查要求，并且也只能是由权限受僭越的机关来提出。
为此，要进一步落实现有的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制度，完善候选人制度，进一步强化选举过程的民主性、透明度。来源：《检察日报》2018年1月1日第3版。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乃是对宪法释义学的积极尝试。有学者认为，要科学确定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原则、加强选民与人大代表的联系，充分发挥人大制度的协调功能。关于全国人大的法案备案审查，自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至201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接收公民、组织提出的各类审查建议443件。
一方面，目前的机构设置，对于国家机关的权限冲突问题、人大本身的立法合宪性问题以及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合宪性审查都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开始关注国家机构的体系化研究，形成了新的研究成果：在宪法所型塑的合宪权力秩序领域内，所有国家机关都是独立的权力持有者，有互相尊重之义务。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与前一情形在自身目的上就已存在明显区别，针对依据民族特点而作的变通规定其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少数民族权益以及维护宪法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等方面，而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目的是为全面深化改革探路。
邓小平顶住批评声音，完全支持了习仲勋等人提出的方案，并保证中央虽然没有钱，但可以提供政策，让广东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变法对于法律体系本身施加的结构性压力也由此得以缓解。现阶段，可以从《立法法》第13条的条文内容本身出发，运用比例原则对改革发展需要、行政管理等领域、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法律的部分规定所涉及的授权地方改革试点的内容、区域、时间等方面作出审慎性解释，从而对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的实践进行规范。[21]郑永年：《关键时刻：中国改革向何处去》，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页。
在《立法法》中，变通规定的表达出现在以下两种情形中：一是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依据当地民族特点，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情形。与以往的地方改革试验相比，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并不是赋予地方改革试验主体创设或修改某项法律的权力，而是赋予其适用被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后的法律的权力，这说明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归根到底是中央立法权。
这种受益分享与责任承担的不平等，严重打击了地方改革试验者的积极性。[31] 在中国立法实践中，存在着试行法、授权立法、经济特区立法等立法的试验制度，这些制度反映出中国立法活动强烈的试验特征。地方改革试验最初往往以改革的良好效果稀释对改革涉嫌违法的批评。2015年12月，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前述授权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
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就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6、10、2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3、13、14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5、7、10、12、24条所规定的行政审批变为备案管理。这种做法在改革初期也许相对可行，但现今改革步入深水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进入完善阶段，违法改革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根本要求背道而驰[15]P561-567 宪法学必须要回答克隆人技术是否侵犯了宪法上人的尊严的问题。并且, 有些克隆出来的小牛伴随着疾病, 比如糖尿病、心脏肥大, 有18%-20%的克隆牛, 出生后死亡了。
但在相关主体的职责方面, 《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只规定了伦理委员会的职责是对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学及科学性进行综合审查、咨询与监督, 其他主体的监管责任并不明确。根据宪法学基本原理, 立法过程应当公开并保障立法的民主参与。
[13]P217大量的心理成长的研究说明, 孩子需要一个自治的意识。实验中的高死亡率预示着克隆可能实际上会破坏细胞的DNA。
克隆人技术立法的提出、起草和讨论过程都是由国家公职人员主导的, 公职人员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应有法治思维, 还应当具有宪法思维。治疗性克隆是以治疗为目的, 借助克隆技术产生胚胎干细胞。根据我国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 人民有参与国家立法事务的民主权利, 这一权利在《立法法》第5条中得以具体化。克隆人技术立法涉及重要的法学问题, 应当有法学家的参与。但正如有学者适切地指出, 现代科技的发展虽然给宪法价值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同时也对宪法价值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冲击。比例原则是指限制基本权利的立法必须在限制的目的与限制的手段之间进行衡量, 目的要正当, 而手段也必须适当而必要, 不能不择手段地追求某一目的。
生殖性克隆的基本过程为:从人体细胞中取得细胞核, 将妇女的卵母细胞去核, 通过电击等方法使得体细胞细胞核与去核卵子融合, 使其发育成人体胚胎, 然后将该胚胎移植到妇女子宫内进一步发育成胎儿, 进而产生克隆孩子。[14]P1686生殖性克隆通过复制他人的基因而克隆孩子, 使得克隆孩子像工厂的产品一样, 被有计划地设计与生产出来, 故意创造一个基因与其他人相同的孩子涉嫌对宪法上关于人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价值构成挑战。
尽管克隆人可能不相信基因决定, 被克隆的生活将会一直萦绕于克隆人, 对于克隆人的生活造成不适当的影响, 并以一种其他人不会遭遇的形式形塑克隆人。动物克隆技术尽管已经取得重要的进展, 但其仍然面临一些问题。
(4) 1914年,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V.Kentucky案中首创了不明确即无效的理论。当前科学界没有研究清楚细胞老化的过程, 通过克隆技术产生的克隆孩子很可能会遗传供体的年龄或基因钟, 这可能导致克隆人是短命的。
[20] 在家庭秩序方面, 在传统观念中, 男女结合生育孩子、繁衍后代是他们缔结婚姻、构建家庭的核心目的之一, 而克隆人对于婚姻与家庭在营造生育环境的重要地位上构成重要冲击。动物克隆过程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第一, 成功率很低。参见欧爱民.法律明确性原则宪法适用的技术方案, 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1期。[2]克隆人技术在医疗方面也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
[21]P653宪法应当如何应对克隆人技术对宪法保护的社会秩序和家庭关系的冲击也是宪法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我国, 民主参与原则体现于宪法和《立法法》之中。
公民宪法意识是推动宪法实施和民主政治、法治发展的精神动力, 公民对于生命和人的尊严所秉持的态度, 对于克隆人技术立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影响。展望未来, 我国应当以生命和人的尊严为价值基础对克隆人技术立法进行合宪性调整。
[6]生殖性克隆是指运用细胞核置换方法产生一个新的人类个体, 相当于动词意义上的克隆人。科技发展中对功利主义价值和自由主义价值的过分强调, 会威胁到人们更为根本的生命和尊严价值, 这背后也交织着国家之间的科技竞争、研究人员之间的利益争夺和普通民众对于科技发展的盲目崇拜。
如何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捍卫人的生命和尊严价值是现代宪法的核心主题。宪法学必须要回答通过克隆人技术产生的克隆人是不是宪法上的人, 通过克隆人技术产生一个孩子是否在传统宪法上生育权的保护范围。摘要: 克隆人技术发展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可被用于"生育"孩子、治疗疾病和怀念故人。克隆人技术立法过程中应当重视如下几个群体的参与:第一, 法学家。
四、克隆人技术发展的立法应对 面对克隆人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 国家应当积极予以立法应对, 并要在立法中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 贯彻尊重和保障生命与人的尊严的宪法价值。同时, 可考虑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 将生殖性克隆入罪。
通过细胞核置换技术进行克隆的基本过程为:从体细胞内取出细胞核置换到去核卵子中, 通过电击使得细胞核与去核卵子融合发育成胚胎、随后将胚胎移植到子宫发育成新的个体。1996年7月5日, 英国的威尔慕特用成年羊体细胞克隆出克隆羊多莉, 打破了科学界关于细胞分化不可逆的想法, 很多其他的哺乳动物相继被成功克隆出来。
本文探讨的克隆人技术是指运用细胞核置换方法产生克隆胚胎用于提取干细胞从事治疗研究或用于产生新的人类个体的技术。立法过程的民主参与是立法应遵循的基本宪法原则。
